前台湾新党主席参加大陆司法考试

http://sifa.wendu.com  2008-10-6 9:38:24  来源:司法考试   [点击数：278]

9月20日，818名台湾考生参加了大陆司法考试。这也是14年后，大陆司法考试重新向台湾开放。台湾前“立法委员”、法律界重量级人物谢启大亦在其中。作为一个台湾法律实务界的名家，大陆司法考试的标准答案却累坏了她。因为台湾的司法考试，是从来不公布标准的，强调的是考生对法律的理解与分析。而大陆的司法考试，却要考生对标准答案有条件反射般的记忆力。这种反差，使研习台湾法律的谢启大和强记大陆司法考试的谢启大“打起了架”……  　　两个“谢启大”在打架 　　9月21日，大陆的司法考试已经结束。但参加了本次考试的台湾前“立法委员”谢启大，仍一直没有从两地不同的法律文化冲突中解脱出来，“备战大陆司考的最后三个月里，有两个‘我’不停地在心里打架。”谢启大笑称。 　　一个“谢启大”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、当过11年地方和“高等法院”法官、当过台湾新党主席和9年“立法委员”，主导过多部大法的制订和修改，多年致力于台湾司法改革，有“台湾司法界的良心”之誉；另一个“谢启大”要和大陆学生从头学起，同在封闭教学的司考班里听讲、做题、背法条。 　　7月，她一边学大陆的各部法律，一边以“立法委员”的习惯性思维对眼前的法律提出意见，“这儿表述累赘，应该删掉”，“这条法律解释有问题，应该改”；她在课后跑去就很多问题向老师表达不同看法，老师说：“我同意你的观点，不过教材上就是这么写的，考试还是得按教材来记。” 　　8月，她开始“认清”自己：“现在我不是立法者和教学者，必须先接受它”，于是她放弃前面那个谢启大，开始像大陆学生那样去记背。 　　9月，越临近考试，她发现这样的方法遇到了瓶颈，难以突破。“毕竟是个有30年法律实务经验的人。”前面那个“谢启大”一直都在。 　　被戴上镣铐的考生 　　和大陆司法考试不同，谢启大从进台大读法律时起，就养成了“没有标准答案”的思维。面对一个案例或者论断，只能通过自己的推理分析，最后得出服己服众的结论。她的老师们也呵护这种“没有正确答案”的思维，“有时我们的判决理由跟判例不同，但只要有理，老师还是会给我们高分。” 　　谢启大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大三时一次刑法考试，她对一个案例的分析，和台湾“最高法院”对该案的判例完全相反，当时她自信地对老师说：“肯定是判例错了！”老师认为她的论述有理，给了她最高分。就在五年后，台湾“最高法院”召开史上首次变更判例会议，改的正是这个判例，修改后的和谢启大五年前在课堂上作出的答案惊人相似。 　　习惯了台湾法学思维训练的谢启大，在大陆司考面前无所适从，她感觉自己被戴上了镣铐。 　　练习做历年真题时，她必须小心检查题干的每一处文字，因为在几次吃亏上当后，一碰选择题，谢启大就条件反射式地觉得里面有陷阱，“是不是要坑我？”她慢慢习惯把注意力放在题中“或”、“及”、“必须”、“可以”之类的字眼。尽管如此小心，还是屡次犯错。这种“捉迷藏”式的题目让谢启大无法适应，“希望考生学习到哪个知识点，就直接提问，何必拐弯抹角刁难考生呢？” 　　需要记忆的部分更让她吃不消。考题里经常有“三天、五天、十天、十五天、三十天、六十天……”的考点，谢启大无法接受：“翻开法条就可以找到答案，需要我们法律人去记忆吗？”谢说，在台湾法律系上学考试时，他们几乎都是带着法典法条进场，六法全书就在手边。大家都知道，法条和琐碎知识不是考试重点，真正要考的是学生对法律的理解。 　　谢启大坦承，相较她练了无数次的真题，这次出题者相当友善，题目大多不算刁钻。但是，她已习惯于处处预防陷阱，怀疑出题者是不是真的友善。 　　谢启大是首位受聘大陆首席仲裁员的境外人士，她做过多个仲裁裁决，但考题中仲裁法的很多规定还是让她摸不着头脑。“如果不知道立法理由，我就是记不住。”谢说。她发现，在司考培训班里，很少看到学生会问“为什么”，大家只去记得某类题的标准答案及上级司法机关的各种解释，至于立法理由及规定原理，似乎很少法律学生会去探究。 　　参加考试是为了理解大陆法律 　　在台湾，谢启大已是法律界公认的资深专家。她刚进“立法院”时，同为“立法委员”的谢长廷看到其履历，曾对她感叹，凭你的资历和资源，在“立法院”不得了。当时她还不了解谢这番话的意思，但在“立法院”9年，谢启大凭借这样资历，数次被评为最佳“立法委员”，领衔提出并通过的重大法律案多达70部。听说她要参加大陆司考，有台湾法律界人士觉得委屈她了。 　　在备考的几个月里，谢启大只参加了奥运开幕式，接受了一家媒体关于陈水扁贪腐案的采访，除此之外，几乎切断与外界的联系。她每天清早四五点起床读书，每天学习少则10个小时，多则达15个小时，过程虽苦，谢启大却乐在其中，“很有趣的三个月，跟上次和李登辉老婆打官司坐了三个月牢一样有趣。” 　　谢启大认为，出题者日后能否考虑设计类似两岸法律比较方面的题目，以供台湾学生选择作答。 　　这些年谢启大一直在两岸间从事法律方面的沟通工作。在大陆的这些年，谢启大当过仲裁员，也当过原告、被告、第三人；她曾在官方安排下，到最高司法机关交流意见；也曾以一般民众身份，陪同当事人，到过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上访，“只有把这些环节都走一遍，才能了解真实情况”。 　　这也是她决定参加司考的原因之一。对她来说，要真正了解大陆法律状况，了解大陆选拔司法人员的考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日后，她会把大陆司考信息带回台湾，她也希望，大陆法律人能更多地了解台湾法律界，“时至今日，两岸法律方面的沟通有理由比以前更进一步”。 　　台湾司考：没有标准答案 　　30年前，谢启大就已通过台湾的司法官考试。忆起那场考试，“写字写到手快断掉，一场考试下来，整个人足足剥掉一层皮。”谢启大说。 　　国文考试是第一关，也就是写一篇作文。任何考生不过此关，没有资格参加接下来九个部门法的考试。如此设置，是因为“一个法律人写出的文章如果语句不通、论理不足，很难想象他能成为一个高水准的法律人”，谢启大说。 　　国文这关已把很多人淘汰出局，接下来九个部门法，每门三四道题，全部是论述，考生必须用分析、判断能力，展现自己对法律的理解。用谢启大的话说，就是使尽全身解数，说服阅卷委员。她认为，这样的考试方式符合法律职业的特点，无论未来做律师、法官还是检察官，就是要通过论理，让当事人服气。 　　这样的考试对考生来说，是一次分析、表达等综合能力的密集考验。同时，可以将多年积累的观念完全不被限制地表达出来，让他们觉得很快乐。 　　谢启大坦言，大陆司考的命题方式和她所受的法律思维训练并不相符。按现有命题特点，通常第一问就让考生下结论，基本上都是训练考生在看到题目的第一时间，条件反射式地作出正确判断，比如这个案子是什么罪该怎么判，接着再让阐述理由。“法官怎么可能在没分析案情之前就知道这个案子怎么判呢？”谢启大说，按台湾的考试，通常都是需要经过长篇论理，最后才能得出结论，而且这个结论也不是唯一的，只要有理有据，即便与现有判例冲突也无妨。 　　这么多年来，台湾的司法官考试、律师考试都没有公布所谓标准答案。台湾考试院曾发布解释，强调之所以不公布参考答案，“乃是为了维护考试之客观与公平及尊重阅卷委员所为之学术评价。” 　　这种开放性的考试方式也让押题猜题变得没有意义，即便猜中，也没有标准答案可参考；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侥幸通过的机会，确保法律职业吸纳到最高素质的人才。“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要通过高等司法考试，必须有坚实的知识根基，这一点，绝不可能在几个月内速成。”谢启大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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